由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领导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最富有的美国人，即那些收入排名前10%的人，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40%。这项发表在《PLOS气候》上的研究首次将收入，尤其是金融投资的收入，与产生这些收入所使用的排放联系起来。作者建议决策者采取针对股东和投资收入碳强度的税收，以公平地实现将全球气温保持在变暖1.5摄氏度的目标。

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早就知道消费——我们吃的食物的数量和种类，我们驾驶的车辆和我们购买的所有东西——与温室气体排放密切相关。传统的环境政策于是寻求限制消费或引导消费进入更环保的途径:用植物性饮食取代红肉，或用电动汽车取代耗油量大的汽车。

“但是，”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家、这项新研究的第一作者贾里德·斯塔尔说，“基于消费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是倒退的。它们不成比例地惩罚了穷人，而对极度富有的人几乎没有影响，这些人倾向于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储蓄和投资。基于消费的方法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碳污染产生收入，但当这些收入被再投资于股票，而不是花在必需品上时，就不需要缴纳基于消费的碳税。”

斯塔尔问道，“当我们关注排放如何创造收入，而不是它们如何促进消费时，会发生什么？”

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的答案充满了困难，因为尽管捕捉工资和薪水——90%的美国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的快照相对容易，但要了解构成最富有的美国人财富的一大来源的投资收入却非常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塔尔和他的同事们查看了30年的数据，首先利用了一个包含超过28亿次部门间金融转移的数据库，并跟踪了通过这些交易的碳和收入流动。这使得他们可以计算两种不同的价值:基于供应商和基于生产商的收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基于供应商的排放是指那些为经济提供化石燃料的行业产生的排放。例如，化石燃料公司的运营排放实际上相当低，但他们通过向其他燃烧石油的人出售石油来获取巨额利润。

基于生产者的排放是由企业自身的运作直接释放的，比如燃煤发电厂。

有了这两个数据，斯塔尔和他的合著者们将他们的排放数据与另一个数据库联系起来，该数据库包含了500多万美国人的详细人口统计和收入数据。该数据库解析出收入来源，将主动收入(通过就业获得的工资或薪金)与被动产生的投资收入区分开来。

该团队不仅发现美国40%以上的排放来自收入最高的10%人群，还发现仅收入最高的1%人群就产生了全国15-17%的排放。总的来说，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的排放相关收入最高，黑人家庭最低。排放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45-54岁年龄组达到峰值，然后下降。

该小组还发现了排放强度极高的“超级排放者”。这些人几乎只属于收入最高的0.1%的家庭，他们在金融、房地产和保险、制造业以及采矿和采石业中所占比例过高。

“这项研究让我们深入了解收入和投资掩盖排放责任的方式，”斯塔尔说。“例如，收入最高的0.1%家庭15天的收入产生的碳污染相当于收入最低的10%家庭一生的收入。基于收入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准确地关注谁是气候变化碳污染的最大受益者，并设计政策来改变他们的行为。”

特别是，斯塔尔和他的同事指出了基于收入和股东的税收，而不是对消费品征税。

“通过这种方式，”斯塔尔说，“我们可以真正激励那些从气候变化中获益最大的美国人，让他们的工业和投资去碳化。这是通过自身利益而非利他主义的撤资。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从企业高管、董事会成员和大股东的财务利益出发，让他们的行业去碳化会有多快。获得的税收收入可以帮助国家大量投资于脱碳努力。”